中国茶叶对外贸易(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历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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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茶叶对外传播的四种方式和两条线路

来源|伴夏茶网茶,以及由此繁衍而生的茶文化,源于中国,传播于世界。中国茶及茶文化的传播,经历了由原产地在向全国范围扩展、逐步向外传播,并最终走向全世界的过程。那么中华茶和茶文化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路线向外传播的呢?一、中国茶向国外传播的四种方式中国茶叶向世界的传播,在当时的情况下,多依托四种方式:(一)通过来华学佛的僧侣和遣唐使,将茶带往国外,如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从天台山将茶籽引种到日本。(二)通过古商路,以经贸的方式传到国外,如唐代时,京城长安与回纥进行茶马交易。(三)通过派出的使节,将茶作为贵重礼品,馈赠给出使国,如1618年,中国公使向俄国沙皇赠茶。(四)应邀直接以专家身份去国外发展茶叶生产,如清末时,宁波茶厂厂长刘峻周带技工去格鲁吉亚种茶。依托以上四种主要方式,中华茶文化向外传播,主要有两条路线,即陆路传播路线和海陆传播路线。二、茶的陆路传播1.向中、西亚的传播中国茶最早是从陆路向与中国接壤的邻国传播开始的。早在西汉(前206~公元25年)时,张骞两次出使西域,丝绸之路开通,至唐代,京城长安已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中心。当时的中原一带,饮茶已是“比屋皆饮”、“投钱可取”。许多阿拉伯商人,在中国购买丝绸、瓷器的同时,也常常带回茶叶。于是,中国的茶叶从陆路传播到阿拉伯国家,是饮茶之风向中亚和西亚一带传播开来。学者们一般认为,在公元7世纪时,中国茶叶经陆路传播到中亚、西亚一带,开始了茶马互市。2.向欧洲的传播中国茶传播到欧洲,除由海陆传到西欧,同时还有一条经陆路传播到欧洲的通道。随着古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,在中国兴起了另一条陆路上国际商路。此路以山西、河北为枢纽,经长城,过蒙古,穿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,直达欧洲腹地。而蒙古由于是这条国际商路的出口处,所以饮茶为时较早。据《宋史·张永德传》载:“永德在太原,尝令亲史贩茶规利,阑出徼外羊市。”可见,宋朝时中国已与蒙古用茶换茶,说明当时蒙古已开始饮茶了。3.向俄国的传播在明代时,对茶叶贸易控制很严,据《明史》记载:“太祖时,茶法初行,驸马欧阳伦以私贩论死,而高皇后不能救。”但明朝朝廷仍有与塞外的“茶马互市”,用茶易马进行贸易往来。据史料记载,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,中国公使携茶赴俄国,向俄国朝廷馈赠茶叶。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,并未引起重视。1638年,斯特可夫(Starkoff)又从蒙古将中国茶带去俄国。至18世纪初,中国茶叶才开始经蒙古从陆路销往俄国。当时,茶叶十分昂贵,只有王公贵族、地方官吏才买得起。18世纪50年代开始,俄国饮茶逐渐形成风尚,对茶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。从1833年开始,俄国从中国湖北羊楼洞引进茶籽、茶苗,试种于现今的格鲁吉亚一带,但都未获得成功。1889年,以吉霍米罗夫为首的俄国考察团到中国研究茶叶的产制,回国后开辟茶园15公顷,后又扩展到ll5公顷,并建成一座小型茶厂。1893年又聘请中国刘峻周等10位茶工去格鲁吉亚进行种茶技术指导,终于获得成功。从此,俄国才有了茶业。如今,刘峻周的后代仍留在当地。在刘峻周等中国茶工当年工作过的地方,还建立了一座刘峻周纪念馆,以缅怀这位中国茶的传播者。4.向南亚的传播1780年,南亚的印度开始种茶,一直未获得成功。为此,1834年成立植茶问题委员会,并派遣委员会秘书哥登(G.J.Gordon)到中国购买茶种,种于印度的大吉岭;并请雅州(今四川雅安)茶业技工,传授种茶和制茶技术。经过百余年的努力,直到19世纪后期,终使茶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一带发展开来。现今南亚的孟加拉国种茶,在印度之后。至于巴基斯坦种茶,是1983年中国派专家指导才获得成功。该国目前已开辟茶同100余公顷。缅甸、柬埔寨、越南等与中国是近邻,中华茶文化都是通过陆路传播这些国家的,这些国家种茶的历史也都比较早。三、茶的海路传播1.向朝鲜半岛的传播中国茶通过海路向外传播的历史也很早。4世纪末5世纪初,佛教开始由中国传入高句丽,饮茶之风亦开始进入朝鲜半岛。不过,高句丽种茶,却始于中国唐代。据《东国通鉴》记载:公元828年,“新罗兴德王之时,遣唐大使金氏(即:金大廉),蒙唐文宗赐予茶籽,始种于金罗道智异山”。当时新罗国的教育制度还规定,除“诗、文、书、武”为必修课外,还要学习“茶礼”。12世纪,高丽的松应寺、宝林寺等著名寺庙积极提倡饮茶,使饮茶之风很快普及到民间。自此,朝鲜人不但饮茶,而且种茶,只是由于气候等原因,如今茶园还只有500公顷左右,主要依靠进口。2.向日本的传播有人认为,中国茶叶进入日本始于汉代。因为汉武帝东征后,日本派遣使臣来中国洛阳,向汉武帝表达敬意;同时,汉武帝也向使臣还以印绶。此后,日本飞鸟时期药师寺的药草园中,发现有种茶的痕迹。另外,在弥生后期日本发掘出的文物中,发现了茶籽。由此,人们推测:早在汉代时,中国的茶文化已通过海路,传播到日本。但有确切史料的年代是在唐代。唐永贞元年(805年),日本高僧最澄和弟子义真来中国天台山国清寺学佛,回国时,带去茶籽,种于日本近江的台麓山,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。如今,遗址尚存,并立碑为记。次年,日本高僧空海又来华学佛,回国时也带去茶种,种于日本京都高山寺等地。此后,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(公元815年)四月巡幸近江,经过梵释寺时,该寺大僧都、遣唐使永忠亲手煮茶进献,天皇赐予御冠。天皇巡幸后,下令畿内、近江、丹波、播磨等地种茶作为贡品,日本的茶叶生产才开始发展开来。3.向欧洲的传播清代赵翼《檐曝杂记》载:“自前明设茶马御史(注:永乐十三年,即公元1415年),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,其番船来,所需中国物,亦惟茶是急,满船载归,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。”可知中国茶在15世纪初,已有较多的输往海外各国。17世纪初,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从中国贩运茶叶至欧洲各国。随着欧洲饮茶风尚的盛行,普鲁士国王于1757年,在波茨坦市北郊的无忧宫园林内,特地修筑了一座具有中国风格的茶亭,称中国茶馆,后被毁。1993年,德国政府为保护历史文物,投资200万马克,修复“中国茶馆”。嘉庆十七年(1812年)至道光五年(1825年)期间,葡萄牙人先后从澳门招募几批中国种茶技工到巴西种茶。巴西政府为表彰这些中国种茶技工为发展巴西茶叶生产作出的贡献,在里约热内卢蒂茹卡国家公园内,建立中国式亭子,以作纪念。由此可见,世界各国的茶种,以及饮茶的文化习俗,都是直接或是间接地出自中国,这也印证了各国“茶”字的读音多源自中国的现象。我们不但可以说“天下‘茶’字同一宗”,也可以说“天下茶叶同一宗”。喜欢这篇文章的人也喜欢>>>>?茶树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发源来的?茶树是什么?茶树的一生究竟如何??茶叶到茶杯的距离

中国茶叶对外贸易

中国是如何失去了茶叶贸易的主导权?

与英国政府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积极主动相比,清政府则无所作为。清政府既不知道外国市场上发生的一切,对这些也不感兴趣,甚至在中国的茶叶出口数量下降之后,仍然缺乏积极应战的姿态,反倒有些幸灾乐祸,认为这恰是一个劝导人民弃末务本的好机会。

闽浙总督卞宝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"至于武夷北苑,夙著茶名,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,末业所存,易荒本务。现在种茶之区,市疲山败,民心颇知改悔,乘势利导,董劝并施,尤属刻不容缓"。

缺乏了政府的组织,中国的茶叶销售只停留在"由个体茶农采制小量茶叶,然后运往各处叫卖几天"的阶段。

正是双方政府对待茶叶销售的不同态度,英国政府积极扶持与清政府的无为甚至盘剥茶农与茶商,造成中国茶叶销售始终是分散与个体的,不能形成强大的集团,多年以来垄断国际市场的中国茶叶在短时间内即被印度茶叶击败。

伴随着印度茶叶的兴起,中国也完全丧失了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将中国茶叶的失败归因于海外贸易被控制,但是两者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。如果中国商人控制了茶叶的贸易网络,那么中国商人的行为多少也会像17世纪荷兰在香料群岛的情况一样,由于茶叶的种植难度远远高于香料,因此英国便很难从容地培育起一个新的茶叶生产基地。

正是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茶叶贸易完全由英国垄断,才使中国商人和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认识到英国的扶持政策,以至于英国从容地培养了一个中国的竞争对手,使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彻底消失,而贸易垄断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生产控制权的最终消失。

中国从开始就放弃了对贸易的控制,于是欧洲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商品。商人为了追逐利润,向本土输出各种可能赢利的产品,然而当商人输入的产品与本国产品形成冲突时,便会激起本国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强烈反对。尽管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势力很大,也往往不得不向本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低头,转而寻求新的贸易产品。

相反,中国没有一个商人集团能够控制这种跨国贸易,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出口产品时只能被动地适应西方的需求,结果便是中国出口的产品由丝织品和瓷器转变成了茶叶和生丝,即从资本、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土地、劳动密集型产品,完成了从一个制造业中心国家向边缘性的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的转变。中国出口产品的转变与兴衰也印证了比较优势并非一成不变。

中国海商的失败不仅仅是中国海商的失败,而且是西方商人在全球贸易中确立主导权的胜利。西方商人在控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之后,进一步向中国沿海与内陆延伸。中国的沿海贸易与内陆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商帮也纷纷衰落了。

英国通过《南京条约》取得五口通商的权利以后,上海等口岸向西方国家开放,导致了西方国家渗透到中国的沿海贸易中。此时,西方国家不但拥有先进的造船技术,同时更是依靠海盗行为夺取中国沿海贸易的份额。

这些国家的商人在沿海不断地拦截中国船只,同时控制了中国沿海的保险,这些保险公司并不向中国商船提供保险,这就使中国商船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。由于外国商人的海盗行为以及他们的竞争,中国从事沿海贸易的帆船数量锐减。

英国人哈特在他题为《来自中国》的报告中写道:"五十年前经营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,已经摧毁殆尽,华南的大部分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运载,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帆船。"据统计,到辛亥革命前夕,中国帆船总数不及鸦片战争前的1/4。

在海商和沿海商帮衰落以后,内地商帮因为受到外商的挤压,也纷纷衰落了。关于清代商帮的衰落,很多学者从制度等角度进行过探讨,却忽略了中国商人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缺乏保护。

清政府严格防止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形成集团,造成海外贸易衰落,进而被迫打开国门,使国内商人也不得不面临西方商人的竞争,而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对本国商人实行及时的保护,造成本国商人的利润继续被外国商人侵夺,经营茶叶贸易的徽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。

徽商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宋朝,而徽商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商帮则是明朝实行开中法以后,徽商由于垄断了盐业贸易而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帮。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盐业垄断制度,票盐法使徽商继续了其在盐业中的垄断地位。然而随着茶叶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,茶叶贸易在徽商经营的比重也持续升高。

至鸦片战争前,徽商在盐业上平均利润总额达到100万~120万两白银,而茶叶出口的年均利润总额则达到了200万两。正是茶叶贸易的丰厚利润促进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壮大。由于徽商很少直接从事海外贸易,只是通过广东的十三行和福建海商出口茶叶,因此当海商衰落时,并未对徽商形成直接的冲击。

但是这已经使中国茶叶贸易的利润出现了缺失,徽商茶叶贸易的衰落正是开始于其茶叶贸易的利润不断被外商剥夺。中国茶商贸易的完整利润链为:茶叶产地—县镇市场—港口—巴达维亚。当外商直接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时,中国海商的利润首先被剥夺。鸦片战争以后,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设立了很多商馆,获得了前往内地采购茶叶的权利。

由于西方商人在运输茶叶过程中享有很多优惠,而中国本国商人仍要缴纳很多厘金,这使中国茶叶商人在内陆茶叶贸易中也无法与西方商人竞争,因而徽商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,其利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

在不断深入中国内陆贸易的过程中,如前文所述,英国也在积极扶持印度、锡兰的茶叶生产,并在19世纪30年代成功地实现了向英国的出口,此后,印度、锡兰茶叶出口数量不断增长,其速度超过了中国茶叶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。而当印度、锡兰茶叶满足了西方的要求之后,西方国家便逐渐减少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。

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221万担,1887年国外市场的急剧萎缩便造成了茶叶价格的急剧跌落,该年茶叶价格仅为1864~1866年的31.75%~42.75%。至1900年,中国茶叶出口仅为138万担,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%,位列印度之后。茶叶贸易衰落之后,徽商的利润额大幅度下降,再也没有资本支持其他商品的长途贩运了,徽商的影响力便越来越小了。

此后,清王朝废除了票盐法,更使徽商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彻底衰落了。与徽商同执中国明清商帮之牛耳的晋商的衰落,同样与海外贸易丧失后与西方商人直接竞争关系密切。与徽商一样,晋商在清代最辉煌时期的成就,不是依靠其盐业的垄断,而是依靠茶叶贸易的发展取得的。

19世纪40年代,晋商出口的茶叶金额年均达到了500万~600万两白银,而盐业贸易额则仅为500万两白银左右。同时,晋商票号的发展也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。正是在道光时期,晋商茶叶贸易额激增,单纯依靠镖局已经很难应付日益巨大的资金周转需求,票号才应运而生。但是好景不长,随着俄罗斯商人可以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贸易,晋商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。

俄罗斯商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天津比全国低1/3税率的特别通商权,同时俄罗斯商人还可以不用缴纳厘金,从汉口沿长江将茶叶运至上海后,走海路到达天津,再走陆路到达恰克图,回到莫斯科。这些便利条件都是晋商所不具备的,故而俄罗斯商人贩运茶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,晋商终于被排挤出了中俄茶叶贸易。

与茶叶贸易受到排挤的同时,晋商经营的票号也遇到了外国银行业的竞争。由于公款汇兑只占票号总汇兑额的4%左右,其余主要是针对工商业的,中国商帮的衰落自然影响到晋商的存款,而银行业本身存在网络效应,其萎缩必然带来进一步的萎缩。20世纪初北京的挤兑风波使山西票号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据对当时山西主要的十四家票号账务的统计,除了大德川票号贷款比存款仅多一万两外,其他票号收回贷款支付存款是绰绰有余的。这说明晋商票号的经营没有问题,因此是商帮的衰落导致票号因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。因此,伴随着其他商帮的衰败,晋商的票号也衰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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